据 1月12日《新京报》报道，今年海淀法院将探索发挥审判职能的新形式，尝试发布《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状况白皮书》。

 

　　白皮书通常指一国政府或议会就某一问题发表的重要文件或报告，而由法院对行政机关发布依法行政状况白皮书不仅在国内尚属先例，即便是在世界法治发达国家也较为鲜见。众所周知，法院作为我国的司法审判机关，可以通过对行政行为进行实体、程序的司法审查，从而实现对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，是否严格依法办事，是否正确理解和适用了法律法规，法院对此是有资格发言的。

 

　　基于这个理由，有观点认为：法院发布依法行政白皮书不仅延伸了法院的行政审判职能，而且比起针对个案的司法建议来，白皮书更能反映行政执法的整体情况和深层问题，带有规律性和指导性，有助于政府保持清醒认识；与此同时，由于白皮书是向社会公布的，是透明的，因此，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状况将接受全社会的监督。所以，法院发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白皮书，不仅开辟了司法监督行政的新渠道，同时也开辟了公众监督政府的新渠道，从而促使不同国家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。（参见1月3日《法制日报》）

 

　　站在法律监督的角度，上述看法不无道理。但是，从世界范围以及我国当前的宪政安排看，“有能力发言者”却未必最合适发言。我国宪法和法律确立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律地位。审判者，依法而裁判也。裁判的本质是判断，这是一种中立的、消极的权力。所以，在行政诉讼中，法院介乎官与民之间，它既不是政府权威的维护者，也不单纯是“为民请命”，而是中立地、不依傍任何一方、不偏袒任何一方独立地作出裁判。法律依民意而制定，法院依此制度化之民意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，从而在客观上为官权与民利之间确立合理的界限，使之符合“民”之根本，这才是民主与法治制度下人民法院的适当位置。

 

　　因而，法院作为裁判机关，只能被动地接收案件、中立地裁决案件。其被动性要求法院不能主动出击，中立性则要求法院不能充当某一方（无论是“官”一方还是“民”一方）的工具而替人卖命。其裁判性则表明法院的处理意见是终局性的，是法律权威的最终体现。审判权的这些特点，决定了法院不应随意对某一问题发表意见。

 

　　在“白皮书”问题上，法院必然需要积极地搜集行政机关的相关信息，并对其具体活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详细地论证和分析，才能最终得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整体状况的结论。假设其中出现官民纠纷，“民”一方当事人起诉至法院，那么在正式进入审理程序之前，法院对此已然有先入为主之印象，随后的审判不免流于形式或走过场，这难道不会损害法院中立、公正的形象吗？即便当事人相信法院会秉公审理，在经过举证、辩论、合议等一系列程序后，法院竟可能作出与“白皮书”定论不一致之判决，其公信力却因此受到影响。可见，由法院来发布《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状况白皮书》，与人民法院的任务和形象不符。

 

　　实际上，我国《宪法》明文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。”由此看出，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是由于宪法正式确认的。法律监督权不同于司法审判权，法律监督权不具有终局性和被动性。对于被监督对象（如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）而言，它不是终局性判断，而是一种程序性的监督制度；同时，法律监督程序可以主动启动，不必遵循“不告不理”原则。司法审判权行使的结果对行政活动起到法律监督的客观效果，但它本身不是作为法律监督的具体职能行使的，而检察权则是这一职权的具体承担者。

 

　　因此，要真正实现国家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，就必须在宪政框架下对国家权力作科学地、合理地分工，那么，何不考虑将《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状况白皮书》改由检察机关发布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