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、讨论与思考

 

　　正如本文开头所言，当前的社会更多地沉浸在一种非理性的氛围中，应该说，这是一种价值中立的事实判断。我们不能责怪公众的情感宣泄，因为现实让人们有太多宣泄的理由。诚然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的司法缺乏足够的公信力，我们的私营企业缺少广泛的社会认同，但是，同样不能忽略的是，我们的媒体是否都在严格地恪守新闻职业道德，在面对炒作而带来的商业利益，他们是否坚持了起码的自律与克制。在纷繁复杂地社会现象面前，对于学者或者时评人来说，能否坚守在理性的阵地上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我认为，一个负责任的学者或时评人绝不应当去充当人们情感躁动的旗手，更不能以一种泛道德化的思维去解读公共事件。

 

　　在此次事件中，富士康为千夫所指，这可能跟其以往的名声有关（据说从前其也被揭露过类似问题），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更重要的因素是，“资本”在公众眼里一直标着彻头彻尾的反道德标签。有人引用马克思的话说，资本是血淋淋地来到人间的，这应该也是一个事实判断，从资本的发展史看确是如此。但应当指出的是，这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判断，资本到了今天（毋宁说将来）并不必然等于邪恶。有人指责深圳法院之所以受理了案件是因为资本买通权力的结果，这个结论当然很具有鼓动性，因为历史上资本与权力曾经有过天然的结合，而权力正是压迫权利与自由的根本所在。然而，我们审慎地思考就能发现，与权力天然结合的就一定是资本吗？宗教与伦理又何偿不是曾与权力天然结合？除了金钱以外，与权力结盟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情、关系（当然金钱也可以制造出新的人情与关系），有时候，权力即便与民众结盟也会成为权利和自由的刽子手（如多数人的暴政）。由此看来，谁与权力结盟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，关键在于权力是不是受到了应有的约束。正如资本一方面为社会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又可能带来剥削一样，权力也可以服务社会或者带来灾难。

 

　　摘下“资本”头上这个反道德“标签”，能帮助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本案。在当前，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存在着许多“血汗工厂”，而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不知道到底哪个企业才是真正的“血汗工厂”。不过，法律已经赋予了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查纠违法的权力，宪法也赋予了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，通过这些工具，我们能够有力地打击和惩罚那些违规的企业，同时敦促其他企业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。遗憾的是，富士康是否真有违规行为，由于当地政府部门和媒体的集体失语我们到今天都不得而知，且非要一个外地的上海记者进行“异地监督”后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此事主角换做是上海某知名企业，该记者是否会作同样的报道？至少本人对此持悲观的态度。而对于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当地监管部门和媒体失语，在此次事件中似乎鲜有人提及，然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。稍具有宪政常识的人都知道，一个普通的企业是没有能力和资格挑战新闻自由和公民基本权利的，只有公共权力才能在事实上侵犯这些权利和自由、构成违宪的主体。如果说新闻自由在事件中受到什么挑战的话，我看媒体先前的沉默就相当可疑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司法权刚一介入，先入为主地指责其为资本鸣锣开道的声音就开始喧嚣尘上，尽管据以质疑乃至攻击的理由却显得不堪推敲；相反，对于司法介入以前政府可能存在的失职媒体却不闻不问。部分媒体的这种表现，虽说是顶着捍卫新闻自由的光环，但其实让人怀疑是一出牵扯自身利益的悲情炒作。

 

　　如今，事实真相仍然有待司法的探究，而富士康迫于舆论压力已经改变了诉讼请求，申请追加《第一财经日报》作为被告，并改变了索赔金额（由3000万改为象征性的1元），看来媒体取得了令他们满意的胜利。问题是，这是新闻自由的胜利吗？究竟是富士康挑战了新闻自由，还是一些媒体僭越了司法的边界？笔者将此问题提出来，供诸君讨论。